启运配资APP下载 何袜皮：女性成为“杀猪盘”主要受害者，并非因为她们好骗｜专访
大约一年多前（2025年9月），何袜皮在公号后台偶然读到一位读者发出的“求救”。
留言中，对方称自己被困在柬埔寨园区，每天被迫从事诈骗，并询问她该如何逃生。有多年罪案写作经验的“直觉”告诉她，这个人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惊险的是，在园区严密的管控下，这位读者只能每天凌晨偷偷带回宿舍一部手机在公众号留言，如果没有等到回复，隔天就只能“取关”抹去痕迹，然后下一晚再重复“关注、留言、等回复、取关”。
大概十天以后，坚持终于等来了回音。几经辗转，一个多月后这位读者被救了出来。
何袜皮与求救者的对话。（图源：微信公众号“没药花园”）
作为“没药花园”主笔，何袜皮写过太多扑朔迷离的真实罪案，但听到这位读者讲述的种种关于他在东南亚园区见过的人和事，何袜皮依然觉得非常吃惊。“很多恶性凶杀案虽然屡见报端，但它们还是小概率事件，而电诈真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普遍。”自那之后，她开始陆续联系到多位东南亚电诈园区的被困者和网络另一端不少受骗的女性，她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即将由读客纪实以《我在电诈园区当卧底》（暂定）为名出版。
在深度接触中，何袜皮看到了东南亚电诈园区更为真实的一面，它介于大众对此各种极端想象之间。在这些园区日夜操作的“杀猪盘”中，国内30岁以上有婚恋相亲需求的女性成了他们盯上的主要对象，但这背后并不是因为这些女性“好骗”，而是更多隐秘的阶层与性别对立被放大利用，并在网络中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里煽动起恨意。新书出版之前，我们通过视频连线采访了何袜皮。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何袜皮，笔名取自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没药花园”主笔，长期关注罪案，著有《我在电诈园区当卧底》（预计10月底出版）《迷案重现》《真实案件才更瘆人》等非虚构案件书籍，以及《易碎品》《爱与恨是相互的解药》等虚构作品。
从“文青”目的地到
电诈盘踞地
新京报：你当初是如何关注到这类诈骗案的？从相关报道的读者到亲身采访案件的当事人，这种视角的转变带给你哪些不同的感受？
何袜皮：我本身在做的公众号就是关注各式各样的案件，除了凶杀案之外，也有关注过诈骗案，在2025年2月，曾结合自己早年去缅北采访的经历，在公众号发了一篇《揭秘电诈集团的前身：赌场和绑架》的文章。2025年9月左右，一个公众号的读者向我求救，说他被困在柬埔寨的一个园区被迫从事诈骗，10月我成功将他救出。12月，又有另一个读者告诉我，她被柬埔寨的一家电诈公司骗了很多钱，并希望我救被困电诈园区的一个男生，他已成为警方卧底。我在2026年1月将他救出，后续采访了他和被他们公司诈骗的几名受害者。
求助者“小王”的留言。（图源：微信公众号“没药花园”）
其实起初我和很多读者一样，关注到这类案件也是从新闻报道中，但相对都比较宽泛，很容易会觉得类似“杀猪盘”的操作是很拙劣的。然而后来在我对一些受骗者深度访谈后，发现她们有很多学历很高、工作很好，她们会谈到那些诈骗者是非常有“活人感”的，甚至还可以跟她们打视频，骗局中很多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当一个人有类似的相亲需求，一旦跟对方接上线后，是否能够识别出其中的套路并一步步抵制接二连三的话术，这是很难说的。
另外让我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电诈园区内部的运作模式。因为在大众常规的认知中，关于电诈园区的想象要么就是电影中那些极端残忍的画面；要么就是网上的另一种声音，觉得被困者其实都是自愿去的，不存在特别恶性的胁迫。而我看到的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中的管理手段未见得那么血腥，但的确通过人身囚禁、暴力和利诱结合的方式，给被困者极大心理压力，从而逐渐扭曲他们的道德底线和良知。
新京报：可否展开聊聊，这些诈骗园区内部是如何通过层层手段对被困者进行操控的？
何袜皮：可能和许多人认知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园区内部很多都像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镇，园区就是“物业”，它提供场地、设施和安保，包括和地方权力的关系疏通，而园区里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租用它的场地，同时也获得一种庇护。
《我在电诈园区当卧底》书中提到的这家诈骗公司，它们所有的安保人员都是园区分配的，园区内不允许各家自己雇佣安保团队，或许是担心后续形成某种势力。此外，这家公司内部也会雇自己的督导和保镖。里面的权级结构非常清晰，一个底层的业务员对于上面的组长、部长和主管有很深恐惧，主管虽然看起来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但同时他们也很害怕园区的管理层。
电影《孤注一掷》（2023）剧照。
新京报：这两年关于这类诈骗案，媒体和影视作品都有过呈现，我很好奇你在进入其中时最关心的点是什么？以及这和你在写其他案件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何袜皮：接触下来，不得不说会有更多“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被骗，以及很多人如何从被骗入园区之初的不情愿到后来接受做这些事。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是说我觉得这些是对的，而是更明白它是如何发生的。
很多恶性凶杀案虽然屡见报端，但它们还是小概率事件，而电诈真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普遍。我觉得只要你和周围人聊到这个话题，几乎每个人周围都有亲戚的亲戚或朋友的朋友曾经遭遇过各种形式的诈骗，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新京报：你在2009年就去过缅甸小勐拉，2014年、2015年又去了金三角特区。那时的“灰产”和今天电诈园区在暴力形态上有什么延续和断裂？
何袜皮：在2010年之前，随着缅北大规模禁毒、罂粟种植被替代，缅北边境主要的犯罪形式就是和赌场有关。当时网络还不是很发达，而针对中国人的博彩业很猖獗。这些赌场的位置几乎都是紧邻中国的城镇，比如果敢地区的老街，偏僻的小镇磨丁等，境内的赌徒从边境偷渡出去，从开始的拉人头去赌博，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了性质非常恶劣的绑架和勒索。最初偷渡过去的那些赌徒输钱之后还不上借款，就被扣下，让家里汇钱。慢慢这些赌场可能也发现，最赚钱的一步并不是在赌博，而是向家里索要赎金，因此很多人被提供工作的名义骗过去，然后也不用上赌桌，直接写下欠条，遭到虐待，被逼向家人要钱。磨丁黄金城甚至有几间规格不等的“催单室”，手段一间比一间升级。
当年我曾以记者身份去过柬埔寨和老挝几次，我记得那时这些地区还是“文青”的目的地，是很安全、平和的。2008年左右，我过去做报道时，柬埔寨最大的犯罪问题是有很多西方人去当地找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街上、酒店前台和嘟嘟车背后都贴着各种告示“禁止与未成年性交易”。当时还没有电诈，以及后来衍生出的各种绑架和囚禁的。所以可以说，诈骗有它独立的一条发展脉络。2010年之后，随着实体的赌场衰落，互联网发达，网赌开始和诈骗结合，慢慢在整个东南亚遍地开花。
“杀猪盘”受害者为何以女性为主？
并不是因为女性好骗
新京报：你刚刚也提到，这类案件的受害者中其实不乏一些大众认知中不太会被骗的人，比如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甚至一些有百度词条介绍的。为什么会这样？相比于其他诈骗案，这类诈骗话术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点？
何袜皮：我在这本书中采访的这家主要是做“婚恋杀猪盘”，他们面向的是那些有相亲需求的女性。“杀猪盘”这个称呼现在已经被FBI等官方都采用了，但它本身带有一些歧视。受害者通过一种情感培养逐渐走进圈套，骗子称这个过程为“养猪”，“养”到一定阶段之后才真正实施诈骗，即杀猪。这个名字体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诈骗的一个特点：与受骗者培养感情。
这些话术需要“描绘未来生活美好蓝图”，很多“狗推”（园区内对骗子的称呼）称之为“造梦”。他们会在聊天中有意识地描述婚后要买怎样的房子，如何装修，以后生了小孩要在哪里上学，这些都会让受骗的女性觉得这段感情是奔着“结婚的结果”去的，不是玩玩而已。慢慢地，聊天会开始涉及“共同投资”，双方要为未来的生活一起赚钱储蓄。
我还看过他们的“话术本”，数量非常惊人，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目录，目录下面有几千条具体话术。比如在感情的初步建立阶段，对不同女性的长相也有不同的夸法：无论这个女性是“性感型的”，还是偏“质朴的”，都有针对性话术。如果聊天中女生说“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对方可能就会说“相貌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很鲜活的灵魂”之类的，他总能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你不愿意投资，他又会有另外一套话术对你发脾气，进行“PUA”。这些话术到底应用得如何也看各个“业务员”（骗子的另一种说法）自己的能力，有些人只能照搬，可能会显得生硬，但有些能力“强的”，他会把这些话术结合生活经验，就很像真的。
纪录片《Tinder诈骗王》（2022）画面。
新京报：你在播客和书里多次访谈过“杀猪盘”的女性受害者，也分析过电诈公司“挑人”的标准——38到65岁、有一定积蓄、有情感创伤的女性是首选目标。从你接触的案例来看，为什么女性会成为这类诈骗的主要目标？
何袜皮：这也看诈骗的类型，比如网赌的目标主要是男性，而“婚恋盘”之前也有针对男性的，但这两年不管是我看到的报道，还是我自己接触下来，发现越来越多受害者是女性。
我详细采访过三个“盘”，他们的目标年龄段是不同的，一个是从35到55岁，一个是从28到65岁，还有一个是从28到35岁。当然这是他们最想要针对的年龄段，如果有超出的他们也不会放过。为什么都在28岁以上？一方面，诈骗者会觉得28岁以下的女性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下来；另一方面，他们会觉得28岁以下的女性还处于“情感交往的活跃期”，周围会有很多男生追求她，她不会专注于网恋。
而大龄女性，不论婚否，可能有一定经济储备或是掌握了家里的财政，或者有一个稳定工作，申请贷款的额度也会增加。
他们想要针对女性，并不是说这些女性就更加容易上当，主要原因我分析下来有几个，一个是在一线城市当中，优秀的女性在绝对数量上可能是多于同年龄段的男性的。她们在现实中很难找到条件匹配的异性，就会在网上找。另外到了30岁左右，女性承受的催婚压力是高于同龄男性的，尤其每年过年前，一想到回家面临各种询问，她们渴望脱单的心情也会成为骗子的可乘之机。
还有我观察发现，“杀猪盘”的主要形式还是网聊，提供各种线上的情绪价值，也见不到面，很多男性对这种长期无法见面的线上交流可能没那么感兴趣，中间断联率很高，但很多女性是能接受这种线上的深度陪伴的。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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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影视作品中，被骗进园区的好像大多数是男性。我们其实不确定这是一种公共关注中的注意力偏差，还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在你的公号后台留言求助的被困者也大多是男性吗？
何袜皮：我接触的求助也全是男性。我觉得这可能和诈骗园区的性质有关系，抛开体罚等身体管控之外，它们日常的劳动强度也是非常大的，一天中有十六、七个小时要坐在电脑前。加上东南亚整个局势“声名在外”，它的危险性可能也让很多女性会更加警惕。但很多男性反而会忽略这些，我记得有个被困者在采访中提到，他当初敢过去是觉得“自己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可骗的”。
但书中也提到这家公司也有三名女性“狗推”，她们从事相同的工作。
新京报：在园区内部，女性“从业者”的处境是不是也很特殊？不同于那些男性被困者，她们被招募进园区后，有更大几率面临“复合剥削”——既要被迫做诈骗（通常是恋爱诈骗），又频繁遭受性暴力，甚至被当作“奖励”或“惩罚”工具在男性员工之间流转。
何袜皮：书中提到的这家公司应该是没有的，据了解这三名女性最初都是自愿进去从事诈骗的，而且女性“狗推”和男性“狗推”似乎也互相看不上，很多男性“狗推”还有很多钱需要赔付，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园区内即便有女性“狗推”也不会想和他们谈恋爱。女性在里面也会遭遇和男性一样的管理手段，完不成业绩就会挨打、被电，也有“赔付”（比如“伙食费”“床铺费”“电脑使用费”之类各种名目）。
不过我也听说过你说的这种情况，而且在很多园区内部一定是存在的。在书中的公司里，有个组长提到，他以前在缅东还做过一件事，就是从泰国骗女性去园区，她们被骗进去后不是被逼做诈骗，而是去了园区内的“会所”。她们的处境和男性猪仔相似，买她们的会所会说，她们欠了会所的钱，等到用“业绩”（从事性工作）还清赔付就可以出去，但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信用可言。
纪录片《陌生号码：高中短信诈骗疑云》（2025）画面。
新京报：书中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是，一名受访者提到园区会利用“对女性的仇恨”对他们进行“洗脑”，会告诉他们类似于“其实这些女性挣得很多，骗她们一些不影响”，还会煽动他们抱怨“为什么这些女性就比你挣钱多，这不公平”……慢慢地，有些人真的会觉得自己所实施的诈骗是“正当的”。这让人联想到近几年互联网社群中出现的各种隐匿的“厌女仇恨”。
何袜皮：没错，很多人其实刚被骗进园区时也很“懵”，他们提到过“骗不下去”，有“负疚感”，公司内部就会对他们进行“洗脑”，主要是从阶级对立和性别对立这两个方面。这些被骗进来的男性大多来自相对贫困的地区和家庭，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还有不少甚至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而他们所骗的那些女性几乎都生活在一线城市、高知且从事体面的工作。
那园区管理者就会说，“凭什么她们会有现在的金钱和地位？不是因为她们比你们聪明，比你们厉害，比你们能干，就是因为她们的出生有一个好的背景”，“这笔钱对她们不值一提，她们还可以再挣，而这笔钱对你们是救命的，你们要用它回去盖房子、娶老婆，改变命运”。这些话对那些年纪很小的男性来说尤其“洗脑”，他们三观还没有建立完善，加上可能本身也脱不了身，需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做下去。这些人等以后做出业绩了，就再也回不上正道，很可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如何从电诈园区“捞人”？
新京报：在和受访者接触过程中，他们有提到AI对具体诈骗实施的影响吗？
何袜皮：他们都会用AI，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哪家公司是不用的。其中有些诈骗者的人设是相对偏专业领域的，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聊天中试探他们，他们就马上用AI来寻找答案，这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我记得我救出来的第一个人就回忆说，他的组长就逼他们必须用豆包来组织回答的语言，如果谁不愿意用，他还会骂，“你们这些人觉得自己聊得比AI还好吗？”。有趣的是，他在被救出来时，组长找他问话，他糊弄说自己是通过豆包求助的，组长当时也懵了。
更深度的还有AI换脸，以前实施诈骗大多靠盗图，那样是没办法跟人视频的，除非公司养一个真人模特，但真人模特的问题是公司上下只有这一张脸，一旦被曝光，这张脸就废掉了。有了AI换脸之后，可以通过盗图和自己的长相组合，生成不同的脸，它就是独一无二的，上网搜照片都搜不到，也可以用这个长相来打视频。
新京报：你提到自己曾全程参与过对被骗到园区的一些被困者的救助。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何袜皮：我救助的被困者是在柬埔寨的园区，那里的局势相对还略好，还受到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当时我求助的是柬埔寨内政部的微信，微信头像就是部长苏速卡（Sokha）本人的照片。通过这个渠道有很多人得到了救助，但同时苏速卡也被美国国会一份法案草案列入二十多名涉电诈相关人员的制裁候选名单，当然对此他本人是否认的。真假暂且不论，从这个点上我们就能看到其中的两面性。
当我在微信上向他们求助时，我会同步说我也把这些求助信息截屏发给了中国大使馆，在得到大使馆回复之后，我会把截屏再转给他们看。我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告诉他们，这个求助信息是大使馆监督的。这些政要通常不会因为一家公司的利益得罪中方，他会在核实之后下派到当地警察局处理，而地方警察通常也不敢违抗中央的解救命令。这样一路下来是比较通畅的，最终能够不花一分钱就救出来。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地方警察特别“黑”，和园区勾结特别深，会通风报信。我遇到的这两起是比较幸运的情况，我后面又收到很多求助是来自妙瓦底、三佛塔那边，这些地方更加难救。缅甸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统一管辖，都是各自武装割据，最终得救的据我所知都是同时疏通了钱和关系。电诈是当地最大的经济来源，地方武装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园区会一直卷土重来的原因。
电影《巨额来电》（2017）剧照。
新京报：东南亚电诈的“迁移路线”很有意思：早期在柬埔寨西港依附赌场，2019年柬埔寨禁网赌后大规模涌入缅北，缅北被打击后又向妙瓦底，甚至回流柬埔寨转移。从人类学的地理流动性视角看，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产业迁移，和传统的犯罪组织形态有什么本质不同？
何袜皮：我们熟悉的以前的黑社会大多需要在一个地方盘根多年，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产业，一旦离开，整个势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电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轻资产的，模块化的，即便到了陌生地方，也可以迅速搭建起一个盘，譬如采购一个剧本和一批社交账号，洗钱车队也可以临时在“纸飞机”（跨平台即时通信应用Telegram）的担保群组上对接。整个链条非常成熟，做这行较久的公司大多流动过很多地方，一旦规模大到被当地政府盯上、打击，它们就迅速转移，在监管松的地方重新搭建。除了“员工”，他们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带走。
新京报：书中受访者也提到，如果事情闹得很大，被媒体报道，那么园区通常会认栽赶紧把人送出来。但一个更现实的情况是，被困在园区的人太多，大部分普通被困者想通过媒体报道获得关注是很困难的。
何袜皮：是的，我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求助信息，除了给我发私信外，我看到求助者经常会同时@很多媒体或者关注过这个话题的博主，但是没有人转发，或者即便有人愿意转发也很难形成热度。
如果被国内媒体关注了，诈骗公司会怎么做，这也和具体诈骗公司的态度有关。有些公司可能会在热度上升初期就像“击鼓传花”一样赶紧把这个人卖掉，大部分不想惹事，不想为某一个人影响整个盘子，会赶紧让他离开。他们是比较冰冷理性的逐利者，并不是“无缘无故”抓一个人来虐待，而是评估各种利弊做出选择。
从我2025年10月第一次成功救出一个被困者，到2025年12月，那时来自柬埔寨的各种求救信息非常多了。我预感这个事情到达一个顶峰后，国家层面必定会出面解决，果然到了来年1月中旬，就发生了“超大规模清剿行动”。
对真相的追逐会
让我进入“心流”
新京报：你的公号“没药花园”写过杀猪盘受害者的长访谈。但现在的网络环境很复杂，相关公共报道的评论区也常有不少人对受害者冷嘲热讽。在你看来，电诈报道如何避免变成对受害者的“二次消费”？
何袜皮：首先肯定是感谢这些愿意站出来分享的受害者，如果没有他们的讲述，我们到今天为止所知道的关于诈骗过程的信息都是非常笼统的。在报道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对他们的身份要匿名，譬如我们书中出现的人，从名字、年龄、城市、职业到诈骗金额，都是进行替换或者匿名处理后的，只讲事件，不说受害者本身。另外我觉得一些网友也需要约束自己的言论，不要在评论时带着“优越感”去谴责受害者，没受骗的人未必更聪明，只是可能你的需求还没有被切中而已。
新京报：今天聊下来，觉得你给人的感觉和文章中还是不太一样。其实很好奇，你最初为什么会对写罪案感兴趣？
何袜皮：其实我从大学就对悬疑解谜感兴趣，从那时起就写侦探小说，后来我也做过记者，对案件报道也很关注。我对那些有争议的案件或者悬案很感兴趣，好奇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真相的追逐会让我全身心投入进去。另外极端的案件中罪犯所表现出的思维模式和人格特征也让我好奇，想弄清楚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新京报：最后，能不能聊聊这些年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书？
何袜皮：（笑）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我读得作品最全的一位侦探小说家。她的作品侧重于案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很微妙的人性阴影，自从开始做公号，我读的案件相关书籍大多是非虚构类的案件书籍。
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剧照。
新京报：最近在看什么？
何袜皮：最近能回忆起来的都是非案件相关的，比如前不久我刚看完的是《超级智能》，还有一本是Atomic Habtis关于如何从每天日积月累的微小行动中培养习惯。前几个月读了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和李飞飞的《我看见的世界》也很有意思。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记者：申璐；编辑：西西；校对：穆祥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值班编辑 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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